写作前，先回家乡汉阳九真山

创作前的老家寻迹

我开始写《老通成》时，并未想好用什么体裁，反正第一件事要收集资料填补空白，我决定先从爷爷出发的山乡开始，用以激活我的点滴记忆。

那天是2007年3月28日，我和夫人从汉阳琴台坐上去侏儒的小巴，大约两小时，就到了永安街（堡）。我们又换乘了一辆机动小三轮，过山口，就进了九真山。

离山口不算远，我到了我长大后从未去过的老家——汉阳永安堡九真山义田湾（又称松树湾）。

虽说海拔还不到300米，九真山居然是江汉平原的第一高峰。我和夫人可是在海拔3～5000米雪山工作过多年的人啊。但无论如何，“第一”总是让人提神的。传说古时曾有九位真人在此结庐炼丹，又一说九位仙女在此降服恶龙。我进山后，还真感受到此地有股仙气缭绕，深深吸入后，竟感觉到了其中的亲情温馨。

九真山不如我从其他文章中看到的那么险峻。它九峰连绵，蜿蜒起伏，将山里边围成了大约三、四里宽、十几里长的一块盆地。每个山峰都有很文气好听的名字，什么龙衣、朝冠、黄莺等等，但是乡民们却并不这么叫，他们有自己的叫法。

这曾是家祖父的老屋屋基

五十年代初，老通成包子做得最好的大师傅是曾招财和曾昭凯，分别被称为“大包子”和“小包子”，我小时称呼他们“大包子伯伯”和“小包子伯伯“。在我父亲“捐献”出餐馆而国家又没接手的那段，“老通成”曾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月，就是由他们倆、加上高金安、王汉青几人支撑着管理的。

宪武家门口很快聚来了一些乡亲们，完全把我当成远离家乡多年归来的游子，生活中我已多年见不到的那种乡间才有的真挚亲情让我大为感动。

他们不厌其详地回答我的问题，刻意介绍我爷爷在乡里的功德，称赞他的善良与魄力。爷爷的成功曾在那个年代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好多乡亲们跳出穷乡弊壤，至今被他们的后代所记忆和称颂。他们还向我介绍爷爷灵柩回乡时（土改后第三年）乡民们自发迎灵扶棺的场面，以及文革中我祖坟受到的浩劫。老实说，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爱憎的表述，很有些超出我的预计，甚至几次让我热泪盈眶。我不仅知道了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一手材料，也增加了对爷爷的认识。

我爷爷原名曾广清，在家是老三（我一时很难想起哪个出类拔萃人物是这么个排行）。除我曾祖父母外，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广勤。曾祖父家很穷，但那可不是越穷越光荣的年代，而是越穷越没法活。那是一种一无所有、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穷，是近乎绝望的暗淡生活，即使现在的边穷山区的人也很难体会到的那种穷困。

同乡们对我说起爷爷当年时笑讽道：“他哪，连钉个雀子的泥巴都冇得[1]”。

武装部退休的曾昭明老人将我带到我家祖屋故居地，就在乡民们称为“后龙王山”脚的一处高地上。昭明叔说，老屋前本来有株大松树的。我凝视着这块土地，想象着当年那个用枯树枝围起来的篱笆院，和院中那几间芦杆泥巴墙的茅草屋。故土果然有让人心潮澎湃的力量，我能感觉正到从地里升腾出的亲情。是啊，一个世纪前，我的爷爷就是在这里出生并长大、并从这里出发到外边的世界。

退休公安干部昭明老人在曾家老宅门前

义田湾村民大多姓曾。不过九真山以“曾”为大姓的湾子却并不止它一个。天下曾姓人仿佛都念念不忘自己属于“孔孟曾颜”儒家四大宗师血统，世代严格按照圣祖仁帝[2]为“孔孟曾颜”所御赐的统一名派“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来按辈份起名。爷爷是“广”字辈。我这次回乡见到的和我年龄相近的乡亲差不多都是“宪”、“庆”、“繁”字辈了，据说与我同名“宪德”的就有好几个。乡亲们说，曾家老辈子是由江西“筷子街”迁来的。但具体是哪个县却没有人说得清楚。我知道南昌有条筷子街，永安堡大姓人家中有个郭家，他们也自称是南昌筷子街迁入的。但我又想到江西吉水后，便不敢妄断了。因为武昌曾有驰名全国几百年的筷子，其出处筷子湖、筷子堤、筷子街的都是江西吉水人造就的。总之，我想称江西人为“老表”绝不是江湖流言，定有出处。而根据曾姓家族历代迁徙记事，一直攀附到了曾参乃至夏禹。修理家谱的人一般都会竭力让自己的姓氏与“伟大”、“伟人”沾边。其实真正能查到的记载，应该是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时，“曾宝之孙曾据，率宗族千余人自山东南避乱迁至庐陵县（治所在今江西省吉安市西南）之吉阳乡，是为曾氏吉阳房。”庐陵遂成为曾氏的第二发脉地。我猜后者比较靠谱。

曾祖父是一无所有的雇农，全家在永安一带给大户人家扛活，打长、短工，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到爷爷的姐姐出嫁后，曾祖父欠了一身债。逢到过年，像杨白劳一样外逃躲债。

我环顾美丽富饶的山乡，很难想象出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贫穷与绝望。文献记载说，一个世纪前，九真山中泉水、池塘星罗棋布，坡地水田都有，粮食棉花都种。我在村民们嘴里听说的也是：现在这里“旱也收、涝也收”。可是爷爷生前说起他年轻时，是哪怕不旱不涝都歉收，赋税又重，当年的曾家哪怕起早摸黑辛勤耕种，还硬是从少有土地的贫农慢慢变成了负债沉重的雇农。爷爷说，那时全家一年有半年吃不饱，虽说母亲疼爱幺儿，却也无法让他感到真正的温饱。那年头，饥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饿肚子的人很多。在通往大集、玉贤、蔡甸、侏儒去的几方道路上，都能常常看到倒在路边饿死的饥民。

爷爷说过，他是穷得没法活，不然他不会外出逃荒（躲债？流浪？闯荡？）。大清王朝对外战争屡战屡败，最耻辱的是甲午海战，最狼狈的是八国联军进京，每次打败了就签不平等条约收场，赔款自然分摊到民间。我爷爷去汉口时已20岁。他姐姐新嫁。家里不缺劳动力，却全家都只能靠在乡间出卖劳动力（长工+短工）糊口，没有一寸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封闭保守的乡间，曾祖父若不是实在过不下去，断不会叫他两个儿子都冒险出外讨生活的。

从老屋看九真山

我从老屋向对山看去，那就是九真的主峰，据说山顶曾经有个观，称为九真观。山脚就是传说我爷爷遇见了“贵人”的地方。有老人对我说过那是一个逃犯。伤病交加时、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救助，那位心地善良的孩子就是我爷爷。那人是个反清志士，姓谭（我只知道姓，小时听奶奶说过他名字音“wei”还是“e”当时就没听清，我作品为了叙述，用他家乡编了个名字“襄农”），是我爷爷的武术师父。

到1958年，大跃进号角吹响时，九真观被狂热的群众彻底拆除了，观里的砖石木料及古钟铁鼎被用于大办钢铁和修建食堂。我抬眼眺望那山峰，除了傲然独立的广播电视塔外，树木都是新栽的，因头脑发热制造出的荒凉痕迹依旧可见。至于文革我更不愿提，我爷爷及祖坟都被造反派挖出……

清末，民间有习武之风。义田湾青壮也差不多都学练过三招两式，以求强身、护家，也利于宗族间械斗。我爷爷年幼时，正是北方义和团闹得厉害的那几年，张总督为了维稳，曾下令禁止民间习武。但山高皇帝远，湾里人照练不误。直到我回乡，同乡们还饶有兴趣地谈起光绪年间义田湾出的一些好汉，蔡甸一带称之为“义田十八锤”（当地土语。“锤”即是打得好拳之意），我爷爷八九岁起就开始练拳了，他们说他是十八锤中最杰出的一个。

爷爷青年时候头脑简单。据昭明叔说，族长欲挑衅椅子岰的李家庄一家大户，在他们的一顶轿子路过松树湾时，命他们几个后生去骚扰、打轿子。爷爷奇怪地问：“叔，真打啊？”“叫你打就打，哪问那么多？”结果爷爷等就拥上去无理取闹而闯祸。不过据昭明叔说，这不是他去汉口闯荡的原因，也不是他外出那年的事。他的意思只想说明，“义田十八锤”是乡间一支有武功和可悲地被大户人家用来打斗争霸的群氓。

我表兄曾秋明曾在爷爷身边生活过十八年，他向我证实，爷爷当年确实是为了一口饱饭就很容易被利用的“穷二流子”。幸好爷爷没有向命运屈服堕落。他流亡到汉口，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为了告知我爷爷当年的进城路线，一位本姓兄弟热情地带我向西龙王山方向前行，带我去山梁看我爷爷走过的路。本应到“椅子坳”翻过一个丫口，就可看到下山去松林嘴的路了，他说翻过去还有十来里。不巧那里正在新建九真游览景点，那一带村民都已搬迁完毕。原来的村落和山地都被围墙封闭起来，要购票进入。领我前去的本家兄弟很不屑，这些土生土长村民以前“随便屙尿”的旮旯居然还卖票？他很想找条小路带我逃票进入，不幸没有成功。于是他只能遗憾地给我口头讲述当年如何坐船进城了。

宪武在通九真最高峰西龙王山的路上

松林嘴是我爷爷走向他自己也没想过的“事业”的起点。直到上个世纪318国道建成前，那里都是个人来货往的繁忙的内湖港口。从简陋的几块木板搭就的栈桥上船后，上通千湖泾、侏儒河、蟹子湖、索子河，下连后官湖。后官湖则外连襄河，内通南湖、三角湖、墨水湖、马沧湖，四通八达。这就是几百年包括永安、侏儒、玉贤、索河等一带民众到汉阳府的交通主线。

我自然暂时无法再体会这条航道了（据说武汉有人建议规划恢复这条航道）。想到我爷爷当年就是沿着这条水路去的汉口。和亲兄广勤及几个广字辈堂兄弟一起上了一艘兼用帆、桨、篙的、人货混装的带篷木船。

过了东龙王山去松林咀马沧湖是进城路线

那大约是深秋、农忙结束之后，这群人迎风站在船头，看着后官湖那碧波浩淼的广阔湖面，反复摸着怀里揣着的、那倾全家之力凑集的一小串铜板，怀着复杂的梦想离开了九真山。

木船一路经过虎头山、张家渡、升官渡、纳税堤，并一一停靠。每停一次、船家就收一回钱。船家见多识广，一路海阔天空地讲述着让乡下人开眼的事情，也大量地描绘汉口的街市和洋人。他描述的洋人一概“高鼻子凹眼睛”，头上包缠红布，拆下来不少于半匹，手上拿着棍子，见了乡下人就打。洋人比中国人高一等，被洋人打不能还手，得罪了洋人官府要抓去杀头。爷爷们听得胆战心惊，湖中成片的菏菱及湖岸连绵的芦苇就这样不知不觉驶过。在水上一蕩就是两天一夜。困了就在床舱里半躺半坐挤着睡觉，饿了吃家里带的干粮。第二天黄昏前，在破旧不堪的马仓湖“码头”起坡。

他们踏上通往汉水的坎坷不平的烂泥小道。一路上无数孤坟野塚，小片稻田菜地，还有孤鹰掠过的稀拉村落，好生荒凉。天全黑时他们到了月湖堤，找到一个晒场，在草堆上挤了一宿。在离家的第三天清晨，花两文钱坐上称为“双飞燕”的小渡船渡过了汉水，到五圣庙码头上了岸。终于踏上了汉口的土地！

天哪！我在想，在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二十一世纪，若从内地去“北上广”打工，十几小时的车程，已会让人觉得远离家园、归去无期。可想而知，对那个穷乡僻壤而言，当年的三天路程，让汉口“城里”显得多么遥远，一切都那么渺茫未知，他们是下了多大决心才出来闯荡的啊！

归来出山口时路过张家湾，我听说我熟悉的、九十高龄的丁水清叔叔就住在这里，于是去拜见了他。他惊喜我的到来，把我的小名“毛咪”（再次公开）叫个不停。我拥抱他时，有些奇怪他的个子原来这么小，远不像我记忆中的那么高大。

回想小时常看到水清叔做粗活，在我家门口公新里巷道里踩碓窝、绞肉、压面（我小时公新里六号的一楼堂屋和天井已被爷爷充作白案等作坊）。他其实白红案厨艺都能胜任，不过主要做粗活，切肉切菜刀舞如飞，又薄又匀。他是个乐观的人，喜欢一边做活一边唱曲唱戏，他的动作也就贯穿着音乐的欢快节奏。大热天时，他跨骑在矮凳上，用一个很像锵菜刀用的铲刀、铲着大瓷盆中大冰块，这是“刨冰绿豆”用的刨冰，相当受欢迎的。冷饮的利润远高于小吃，每年夏天销售量很大，是爷爷的聚钱宝。

张家湾拜见丁水清叔叔（中）

水清叔叔经常赤膊工作，露出脖子上和胸前大片红色的与带脓的痱子。有次，好像是秋天，我当时幼稚无知，正在巷子里玩自己用纸叠的飞机。大堂的女职工王竹英（被员工们调侃称“王婆”的）走过突然发现，坐在巷子里一边唱一边洗的水清师傅，洗脸洗脚用的竟是同一条毛巾，便忍不住大声笑起来：“你怎么这‘垃剐’（方言，脏）啊？是洗忘记了？还是穷到家了？一条破服子（注：方言，毛巾）洗脸又洗臭脚！啊？搞的么板眼（干什么）？”水清叔叔却毫不在意地笑着回答：“你昂么事昂（方言：喊什么喊）？我啊，脸跟脚差不多，看做么事活，有时候脚比脸还干净咧！”

我在一旁笑坏了，回家告诉下班回来的父亲。父亲却没有笑，赶紧找出条新毛巾叫为我们做家务的一个远亲伯母送给水清，还嘱咐就说是“单位刚巧发的”。后来听那伯母说，水清叔叔收下了，但是仍没舍得用。

水清叔叔看见多年不见的我到乡里来看他，十分兴奋，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他讲述了我所不知的很多往事，硬是留下我又提前两小时吃了晚饭。九十多高龄的水清婶给我讲述往事时，对爷爷奶奶充满尊敬和赞扬。她不让我“空手走”，以如同壮年妇女般的麻利、从公路边一跃跳下约半米高的坎，到自家地里为我采集了一大堆新鲜蔬菜。她的儿媳也匆忙找四邻搜集了一大篮鸡蛋。哪怕我再三推辞、说明“我坐公汽不好拿”，他们也坚决不答应。（果然，回来在公汽上一路都被加了票！）

水请叔叔还告诉了我两件实事让我如骨鲠在喉。

土改时，有一两个村民（姑隐其名）坚持要将爷爷揪回乡批斗，但大多数人不响应，土改的工作组也心知肚明，后来只好叫延龄哥（豆皮二王，祖父养孙）代替我祖父回乡，不疼不痒“斗”了一回。

水清叔叔说，爷爷去世后，棺木回乡时，棺材在狭窄的巷道口被檫掉了一块漆，于是就暂停放在他家门口。是我父亲（曾昭正）请了人来补的。后面的情节和我刚才听到的一样：补好后，当送葬的队伍走进永安堡和九真山之间的山坳时，几里长的山路上竟然出现了上百自发戴孝、前来送葬的乡亲，整个松树湾哀声四起、哭声大作。上山入土时，山坡上居然跪满了我父亲喊不上名字的男女老少！

我这里并非刻意为祖父粉饰或忏悔，我没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评价什么。老通成本是集体的智慧和劳动所成就的，老板和工人都有不同的付出。事实上，当我回乡说出自己是谁后，乡亲们对我的那份真挚热情是我在城市很难遇到的。

这次遇到的熟人只有水清叔叔，他一家老少又一起离家，将我和夫人送到永安街公汽站。一个长辈老人对我这样，我深感消受不起。不过，我能体会到他们的感情来自何时、来自哪里，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政治运动后仍然如此朴实无华。

那么我的祖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资本家呢？

[1]服子，武汉方言，毛巾、手巾的意思。这个单词常被外地人善意嘲笑。

[1]注：钉，方言，掷打；冇得，没有的意思，意思是穷得连掷打雀鸟那么小的一点泥土的土地所有权都没有。

[2]即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