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陕西当医生的那些年 作者：孟铭伦

1980年当我乘坐着搬家的军车，离开了我曾生活和工作了十二年的陕南山区柞水县的时候，一面看着弯弯山道两边的风景，一面想着在柞水县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很早就想写一篇描述山景回忆往事的散文，因琐事耽搁未成。今在家人朋友的一再催促下，整理思绪用心用意完成此文，以释众念。

我们是踏着大饥荒的尾巴于1962年8月底走进北医大校园，我们公卫系的六年教学是这样安排的：前三年是二十多门的医学基础课程；紧跟着一年半是临床各科的理论学习、讲习实习及生产轮回实习；最后一年半是公卫系各门课程的理论学习、实习室操作及工作现场实习。遵照北医“三基三严三独立”的教学方针，我们扎扎实实地完成了三年医学基础全部理论课程的学习，就在我们刚学习完临床各科的理论课程，将要进入临床生产实习的时候，史无前例的WG爆发了。

一、毕业之前的“练兵”

说到医学生的“练兵”，肯定就是指在医院进行的讲习实习、生产实习和轮回实习，但我今天要说的是五十多年前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三个月的巡回医疗。

1966年6月1日聂老太一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入高校，“炸”得学校停了课，“炸”得学子断学业，甚至“炸”得后来有些工厂停了产。就在1967年，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国家卫生部从北京市各医院、卫生防疫站抽调医务人员以及医学院校少数大四以上学生组成卫生部赴甘肃六·二六医疗队。医疗队的服务地就是甘肃省的张掖地区，它位于河西走廊东端靠西的地带。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的西北部，长约1000公里，宽约数公里至近200公里不等，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条形堆积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兵家必争之地。

我是于1967年7月参加的第二批医疗队，地点是张掖地区的高台县，集训一周后到达六坝公社的八坝大队。我们的医疗小分队有两名护士分别来自北京市儿童医院和北京市月潭妇产医院，一名医生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医院，连我这没有处方权的医学生一共四人，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每天轮流吃派饭，“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在八坝大队三个半月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除了看病(主要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就是和老乡一起劳动，一起搞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水井、改厕所、改炉灶、改畜圈和改造环境)，一起搞爱国卫生运动，休息的时候一起学习，负责读报纸，组织讨论会。真正做到了下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有事同商量的“五同”要求。

说到与老乡的群众关系，经历了陌生到认识到熟悉最后到融洽的程度，特别是和房东及赤脚医生简直是到了难舍难分的境界，临别时互留通讯地址。因我马上要毕业离校，只有我留下他们双方的通讯地址，多年来都互有联系，我们可以自豪地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句改一字为“西出阳关有故人”，就是说经过了这次的巡回医疗，使我们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地区仍有远方的故交好友。

在这几个月中，遇到不少急诊和疑难病例，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医疗队无力处置的病例则转送上级医院。今撷取几件有意义的小事，分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深夜出诊

大约在我们驻队不到一个月的某天深夜，妇产医院的高护士敲响我所住院子的大门，说七、八里外的一个小伙子拉了一匹马来找医生接生，让我陪她一起去出诊，尽管我还没有在产科实习过，但出于安全和壮胆的考虑，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一起出诊。问题就难在男女在一匹马上怎么骑？我把高护士扶上马，小伙子让我也坐上去，我没同意并说可以跟着走。我在想两人坐在一匹马上，距离那么近，后面的人必须得把前面的人抱住，抱紧了有点不好意思，何况是在那正统封闭不开放的年代，让人好不尴尬；抱松了就有掉下马摔伤的危险。

我一边走一边想，在朦胧的月色下道路坑坑凹凹又不熟悉，费了好大劲还是赶不上马的速度，紧赶慢赶还是落在后面百米之外。高护士见我没赶上来，让小伙子牵马停在路边等我。我一到两人都让我也骑马，我突然灵机一动，着实地聪明了一回，我先请高护士朝后坐一点，又请小伙子把我扶上了马，我坐在了高护士的前面。等马开步后，我立刻感到生性胆小的高护士把我的左肩头和右腰部抓得很紧很用力，生怕掉下马来，但我自己坐在前面比坐在后面，思想上就轻松了许多。出门在外，特殊情况，有些事情实在是无可奈何呀！走着走着也逐渐适应了，后来就更轻松了，约四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产妇家。

好在这家经济状况和卫生条件都不错，又是经产妇，高护士手脚麻利地结扎好脐带并用消毒剪刀剪断，将男婴大致清理包裹好放到产妇身边。

由于高护士熟练的接生手法，加上顺产，母子平安且喜得男婴，产妇全家都很高兴，热情地招待我们吃饭，被我们婉言谢绝；最后说，不吃饭可以，但喜蛋一人两个，还有一个肉饼和一小碗醪糟，当时真是好意难却，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吃过喜蛋，小伙子又牵着大红马把我们送回驻地八坝大队。

折腾了大半夜，这时东方已泛出鱼肚白，村子里公鸡的啼鸣声逐渐稀疏，寂静的乡村正在苏醒。随着一个小生命的降生，一轮红日即将升起，新的一天也就要开始了……

(二)鸡血疗法

说到鸡血，人们一点也不陌生。经常在微信上或网络上看到某人因某件好事，让其坐卧不宁喜不自胜，甚至达到有点癫狂的程度，就这样形容：“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

这里要说的鸡血疗法在六十年代后期很是兴盛火爆了两三年。医疗小分队进村不久，村里的赤脚医生小尹带着一位瘦弱的中年人抱着一只公鸡，来到我们的临时“医务室”要求打鸡血。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赤脚医生，小尹是一位身材中等二十来岁的精瘦青年，不善言辞，但干起活来却是认真负责毫不含糊。他在医学专业方面是我们的学生，但在日常生活和一般性工作中，却是我们的向导和得力帮手，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拐杖。

就说这有关鸡血疗法的资料他也看过，但还没有亲手操作过，不免有点犹豫。心直口快的高护士说，鸡血没打过不要紧，但看过资料，关键要落实无菌观念：保证注射器、取血及注射部位要认真消毒，采的鸡血不能被污染，这就绝对不会出问题。说干就干，将注射器煮沸消毒二十分钟，我和赤医小尹把公鸡固定好，高护士找出鸡翅膀下的一条大静脉(暴起的一条青筋，部位相当于人的腋下)，认真消毒后抽出鸡血6毫升，换了针头后给中年人臀部肌注，只觉有点胀，余无不适。第三天上午，赤医小尹跑来告诉我们，打了鸡血的那人说：“感觉挺好，吃饭好睡觉也好，比以前也有精神了”！

万事开头难，第一例鸡血疗法成功了，我们小分队连小尹共五个人都很高兴！连着十几天，根据记录整理，一共给二十二位社员进行了鸡血肌注，其中有三位在两个半月又注射了第二次，一致反应良好。不知是心理作用，或真有作用，还是安慰医务人员，都说：“自打了鸡血后，吃饭好睡觉也好，人比以前精神大了！”

(三)中医针灸

有一天下午，我们小分队正在进行阶段性的工作小结，赤医小尹心急火燎地跑来说，一队有个男社员肚子疼得满地打滚。二话不说，马上休会，背着出诊箱向病人家跑去。从病史可初步诊断为胆绞痛或肠痉挛，有效的药物就是解痉药物阿托品或颠茄，但药箱里没有这种药，离公社卫生院十公里，远水不解近渴。小分队年龄最长的谢医生说：“小孟，中医针灸实习过了吗？”我说：“刚实习过，四肢针灸没有一点问题，但头部和腹部扎得少点。”谢医生接着说：“我是没接触过针灸，你学过就试试吧！别紧张！”我说：“好，我来试试”！看着紧皱眉头满头大汗的病人，我不由得一阵紧张，调整了呼吸，稳定了情绪开始行针。

根据中医针灸的口诀“肚腹三里留”，先在小腿膝下双侧足三里穴扎了两针，后又小心翼翼地在腹部中脘穴和神阙穴各扎一针，五分钟后发现病人扭动得慢了，眉头也舒展开了，给病人擦净脸上的汗水，病人又上了一次厕所，半个小时后病人慢慢安静的入睡了。目睹此情此景，我自己都差一点激动的喊出声来！我们小分队其他三位不约而同地冲我翘起了大拇指，站在身边的潘护士长小声对我说：“小孟，好样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回应着：“哪里，是病人的运气好！我也是碰巧了，谢谢三位对我的鼓励！”同时，我也为自己学过的一点医学知识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欣慰。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三个多月的巡回医疗就结束了。医疗队撤离这是确定的事实，关键的问题是医疗队搞的工作能否延续下去？这个问题，医疗队总部早有布置，我们小分队一进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落实。首先大队卫生室增加一名女赤脚医生小武，这是位端庄清秀办事稳妥的姑娘，非常适合从事妇幼保健兼各种药物及疫苗的注射；其次按照《赤脚医生培训手册》，我们四人轮流上课，至于实习，遇到什么病讲什么病。说到中医针灸，那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非我莫属了！另外，就是要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卫生工作方针，将爱国卫生运动制度化经常化，坚持把经常性的卫生工作与突击性卫生检查相结合，尽可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我们医疗小分队的工作扎实计划周密，达到了医疗队人走工作不停步，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据以后往来书信得知，卫生室又补充了一位男赤脚医生，而小尹因表现突出，被贫下中农推荐为首批工农兵学员，于1970年9月到兰州医学院医疗系上学。五年后毕业主动要求分回六坝公社卫生院工作，工作四年后担任了公社卫生院院长，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获得受医社员的一致好评！已为公社卫生院院长的小尹在来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好成绩，除了个人的一点点努力，最主要的是得益于几年前卫生部驻八坝医疗队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教导我，使我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有了跨越式的提高。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在兰医上课时毫不费力，大部分内容是复习或再加深理解，这样就使我有余力和空闲，去校图书馆扩大医学理论书籍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卓有成效地指导着我后来医疗实践。我一辈子忘不了老师们，向老师们学习，向老师们致敬”！

二、依依惜别离母校

文G开始后，每天不是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就是看dazi报抄dazi报；要不就是庆祝最高指示发表上街游行或在pipan大会上喊口号；有的去外地学习先进经验进行geming大串联；或者为到北京参观学习的外地学生及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八次检阅的全国红卫兵们进行巡回医疗。从六六年六月开始后的两年多时间，校内校外举国上下，到处是毫无价值没完没了的辩论，还有打不完的paizhan，甚至不少地方还发生了wudou，……对此混乱不堪的局面，多数同学产生了厌恶情绪，尤其毕业班同学更是心急如焚。我们班应该六八年毕业，于是派了几位代表和上一年级的一起到卫生部交涉联系，最后同意与上一年级的同学作为六七届一起参加毕业分配。

在文G如火如荼的1968年7月，迎来了我们北医大卫62级的毕业分配。当时毕业分配的方针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厂矿”。根据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我们班绝大部分同学被分到西南的云、贵、川、藏，西北的陕、甘、宁、青、新，只有极少数同学被分配至河北、山东、福建、浙江等内地或沿海省份，当时的大中城市没有一个名额。毕业分配中还有个潜规则：“远得对，近的赘，不远不近是光棍”。南方籍同学能分到四川，北方籍同学能分到陕西，这就应该算是被照顾了。我等九人被分到陕西省，一个地区一人，我派遣证的报到地址商洛地区。随即找出地图查看，发现陕西潼关离商洛特近，故我打算把被褥以外的所有东西装箱托运至潼关。

原籍在陕西渭南的许长安同学告诉我潼关至商洛不通公路，东西必须托运至西安铁路货站。我真有点纸上谈兵了，到西安后一打听果然如此，多谢长安同学免了我的一场大麻烦。办完托运手续，才有时间仔细端详一下我的派遣证，心情既兴奋激动又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啊？面对两年文G后的乱象和时局，心情十分复杂沉重，大家都没有好心情，没有搞离别前的聚餐，更让人遗憾的连毕业合影照都没有留一张，就无声无息地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医大校园。

三、急急匆匆去报到

我是于1968年7月中旬带着被褥和派遣证向西安进发。先坐火车回了一趟山西介休老家，见到在农村老家辛勤劳作的父母，尤其是看到父亲黝黑的面容和提前衰老的满脸皱纹，说不尽的酸楚和心痛，不禁潸然泪下……母亲知我将去外地工作，要把我的被褥换成三面新，但我觉得上了六年大学，让家里原本不宽裕的经济更紧张了，我不能再给家里增加负担，在我的坚持下，同意把我被子的棉花和被面换成新的，其它就不换，洗净就行了。在家住了不到一个礼拜，告别了父母和亲友，带着母亲给拆换干净的被褥和派遣证继续奔向西安。那个时候山西和陕西之间黄河大桥尚未修通，坐火车先到风陵渡，然后再走十几里路到黄河边上，旱鸭子平生第一次乘坐有些晃荡的大木船，看到略有波涛起伏且混浊的黄河泥水，不由得有些眼晕恶心想吐，好在时间不长就到了岸边。下船后带着行李，再走几里路才到潼关住宿一晚，次日晨乘坐普客火车中午到西安，找到住处放好行李，再从西安铁路货站取回托运的书籍杂物箱，西安住宿一晚于次日晨乘坐西安至商洛市的长途汽车于下午两点到站，带着行李去商县招待所住宿。本以为这就到工作的地方了，没想到在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报到时才得知还要往下分。北医同学有两个名额：一个商南县，地势平缓，群众生活尚好，有点远，到西安需两天；另一个柞水县，山大沟深，生活艰苦，一天可到西安。我那时觉得年轻，不害怕山大生活苦，认为对自己也是个锻炼和促进，距离近到西安方便些，我决定选择去柞水县，商南县留给了另位同学。

记得那是一个清晨，我带着行李踏上驶向柞水县的大卡车，从沣峪口进山往南全程近150公里。后来才得知，就这大卡车才通了两三年，据说这还是本地区公共交通部门在文革中开创的“革命成果”和“国庆献礼”。载人卡车没有椅子坐，行李放最前面，旅客都站立扶着前面和左右车梆子或支撑蓬布的横铁杆，随着山路的弯曲倾斜使卡车间或摇摆，旅客有时也就难免不是朝左就是朝右靠，紧急情况猛一刹车，后面的人就会涌向前面，坐这种车子确实是件很辛苦很累人的事情，好在是当年年轻身体扛得住。对于常年生活在平原地带的人，初进山区感到格外新鲜、好奇、惊讶，这实际上就是两山夹一沟，只因在左边的山根地铲挖出一条路来，就成了现在的状况：两山之间夹一条路和一条沟(河)，这条路一侧是峭壁，另一侧就是悬崖，说万丈悬崖是夸张了，但至少是十几丈到几十丈深的悬崖。看到真山真水，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众所周知，作为华夏文明龙脉的秦岭不仅是中国南北方的界山，也是南北方地理、气候、资源差异的分割线，还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位于陕南境内狭义的秦岭山脉，著名的除了华山和太白山外，其它不很高的山没有仙也就没有名了，在非雨季河沟的水更不深也无龙，自然也不灵了。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灌木丛和为数不多的成材林将山体复盖，满眼绿色郁郁葱葱，只有极少的山体裸露寸草不生，真可谓之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层峦叠嶂怪石嶙峋，巍峨而挺拔，秀丽而壮美！卡车现正行驶在长安县境内的省级公路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石羊关到了！”抬头一看，果然在不远处的山顶上佇立着一头硕大的石羊，那石羊双眸坚定地凝视着远方，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

接着就到了“鸡窝子”，这里的山景乏善可陈，只是陕西作家贾平凹先生八十年代的早期作品《鸡窝洼的人家》，据说就取材于此处。临近中午时分，卡车开到宁陕县属地广货街，这里有一个大的停车厂和两个食堂及旅店，可供南来北往的车辆停泊、用餐和休息。

午餐后卡车继续发动，向东一拐行驶在弯急坡陡路面窄的开往柞水的县级公路，这真是翻了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了一岭又一岭，岭岭相连。刚才过的岭叫秦岭，接下要过的叫黄花岭，既是上坡又是盘山道，卡车开着开着有时给人以倒回走的感觉，从侧帮下望和后面赶上来的卡车在一条垂直线上，两车实际车距至少在5至10公里之间，在最窄的路面上会车时，驾驶员一定得谨慎驾驶，小心翼翼地“擦肩”而过，直让卡车上的旅客胆战心惊，稍有不慎靠河沟一侧的车就有可能掉入悬崖，这条路上曾发生过好几次车毁人亡的事故，至今想起仍令人不寒而栗。

经过司机近七个小时的小心驾驶，旅客也到了疲劳的极限，于下午五点终于到达本次卡车的终点站柞水县车站。次日到县革委会政工组报到，我被分到柞水县医院工作。顺便把山区小县城打量一番，还确实是青山绿水山青水秀，群山环绕一派勃勃生机，气候温和湿润，空气格外清新，是一个原汁原味没有污染的好地方。据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给我们对柞水县的概括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农业小县。

四、分配柞水县医院

当时的县医院革委会李副主任和一名年轻医生,帮我把行李从县招待所搬到县医院职工宿舍。据了解原来的县医院旧址在县城南桥头，1958年一场大雨把医院冲垮，县领导来个矫枉过正，后来把县医院修在县城北桥头的半山上，新盖的门诊住院部又建在山脚下，让全院的医生护士甚至患者都得到满负荷相当于十几层楼高的爬山锻炼。当时柞水县的wudou刚结束不久，县医院有名1965年西医大毕业的年轻医生成了文Gwudou的殉葬品，其坟头就在县医院前院的空地上，看着湿土未干的坟头，每每经过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悲情无限……

到县医院上班以来，才知道医院正在进行doupigai的第三阶段。在这里有必要给年轻同志解释一下什么叫doupigai：dou就是dou争D内走资道路的当权派，pi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和反动学术权威，前两个阶段均已走过。第三阶段的gai就是要改旧的教育体系和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全县把各个局归类为两个大站叫：为人民服务第一站，它包括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城关卫生所、畜牧局、兽医站；为人民服务第二站，它包括县教育局、城关中小学校、农林局、财政局、百货公司等。

不管你是搞什么专业，当时的口头禅就叫：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最好的对口。县医院正在试行医护包干责任制，就是医护不分家，谁管的病人谁负责到底，包括病人的检查、诊断、治疗(发放口服药加输液)。

就这样，我在县医院当了两个月的医生兼护士，一上班就独立面对病人，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也经受了直接的实际锻炼，诊治水平明显提高，使我的肌注和静脉输液技术大有长进，有几位病友需要打肌肉针还要专门找我，说我打针不疼，我也谢谢病友们的鼓励。作为全县分为两个服务站的政治闹剧不久流产失败，仍恢复原来的各局各单位。政治闹剧另一种表现形式的医院医护包干制试验了两个月也垮台了，最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医护分工负责制。

五、五七干校保健医

1968年9月份“柞水县五七干校”成立了，地址设在离县城二十里外的国营农场，成员就是文革前原县委、人委的大小官员，未三结合的县级领导编为佩带白袖章的劳改班。

县医院接到干校需要一名医生的通知，这个差使就很自然地落在我头上。为什么是我？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有下乡、外派等任务就是新来者出场。

在此有必要说说我生活习惯的改变及在五七干校的主要任务。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就从吃饭说起吧，上大学前在山西老家近二十年一日两餐，到北医大上学六年就改为一日三餐，到柞水县工作又改为一日两餐，这两回餐次转换，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可能是年纪轻的关系，很快也就适应了。只是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下午三、四点进过晚餐，临睡前难免有饥饿感袭来，存点零食以备急需。来五七干校，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干校学员医疗保健的落实，小伤小病的治疗。在此可概括为：诊断治疗，打针发药，医生护士一肩挑，中医针灸随手到。有我在河西走廊巡医的经验和县医院两个月医护不分家的磨炼，应对五七干校医护一人连踢带打的保健医工作绝对是绰绰有余。

到干校的第三天早上刚起床，突然有人喊：“小孟，快来一下，有人上吊啦”！

听到喊声，我马上戴着听诊器背上出诊箱，向院子跑去，一看院门北侧围了不少人，到跟前才知是原老县委的马夫冯师，有国民党连级老兵等历史问题，昨天下午听了整风批判的动员报告，可能引发神经过度紧张，自行了断赴了黄泉……

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尽管我医院实习时，在病房见过死人，但作为一名医生在医院外独立面对死人，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情不免有点紧张，但救人如救火，容不得拖延，稳定一下情绪，赶快检查上吊者，发现已无心跳和呼吸，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再摸摸胸口冰凉，基本判定死者已进入临床死亡期，就是俗话说的人已死就了。但为万无一失，不轻易放过一线生机，先打了一针強心针，接着做了半小时的心外按摩后，确定抢救无效乏力回天。给干校负责人汇报了上吊者已死亡的结果，立即通知其家属处理后事。

到干校时间长了，找我看病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有农场工人，有两小学的老师，还有附近居住的农民。这还真是干的越多事情也就越多，随着就诊人员范围的扩大，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收费问题。

干校学员的医疗关系都在县上，我给他们用药采取记帐，一个月报一个总帐单，由县医院会计和有关部门结帐。说实在话我喜欢记帐，真讨厌收现金，尤其刚刚工作，财务帐目一定要清楚，不要说一角钱也不能贪汚，就是连差错也不能发生。在这里我也灵活了一下，有两位小学女教师，她们俩位的老公是干校学员，如她们偶尔要用点药，就分别记在她们老公的名下。其他人怎么办？尽管是零挂号费零出诊费，但药费是不能免的，钱不多麻烦不少，要划价收费开具发票，最后我把发票存根连同收取的药费交给县医院会计，会计再给开一收据，我把收据和处方再交给药房，司药将我以前的领药单相应销帐。说了半天，是不是挺麻烦的？！

中医针灸不用药，就是我受点累不算啥，可对任何人都是免费，故此颇受欢迎。有在河西走廊巡医时积累的针灸经验加上当时的临场发挥，自觉针灸技术的熟练程度及取穴的准确度明显提高，经过几个疗程的针灸，两名老寒腿、一名偏头疼及一名胃痛患者的症状明显减轻，根治不敢说，但两位老寒腿当时是不疼了，走路也快了，这对我针灸技术的继续提高发挥了很好的鼓励作用。

快到年底的时候，天一天比一天冷了，不知是因为取暖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五七干校撤回到县招待员集中学习整休半个月解散，我就重新回到了县医院。

孟铭伦，男，山西介休人，中共党员，主任医师。现居军干所，曾为军校编著教材《军队营养学》一部及与他人合作出版专著《临床营养学》一部，发表各类文章八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