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祚寺东侧墨园有百米碑廊,存有宋代文豪苏东坡的醉笔石刻“赤壁怀古”三块;还有明代的石刻珍品、海内知名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清代的《古宝贤堂法帖》三十九块,其中有清代著名书法家祁寓藻的“子史萃言”石刻四块,等等。
这些古碑古碣,集清以前各代著名书法大家的墨迹宝翰于一堂,萃真、草、隶、篆各种书体,为书林瑰宝,翰墨遗珍。
《宝贤堂集古法帖》由明代晋王府世子朱奇源主持集刻。
朱奇源是明朝第五代晋王,父亲晋庄王朱钟铉好博古,喜书法,朱奇源继承其父之风,尊父之命,于弘治九年(1496)在山西太原集刻十二卷石刻丛帖,并以父亲的堂名“宝贤堂”命帖名为《宝贤堂集古法帖》,俗称《宝贤堂帖》或《大宝贤堂帖》。
《宝贤堂集古法帖》上自仓颉,下迄明代张弼,纵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等十余个朝代,包含一百二十个书法大家的墨迹宝翰,其中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居多,汇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兼容并包、洋洋大观。
《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原存晋藩王府,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太原,晋王府被毁,宝贤堂石刻随之遭到严重毁损。
进入清代,《宝贤堂集古法帖》开始得到搜集补缺。
顺治十三年(1656),傅山之友山西巡抚白如梅命人寻访遗石。
次年,太原知府宗彝积极参与此事,宝贤堂石刻收回大半,并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贮藏,并增刻宗彝、王京乘二跋石。康熙十九年(1680),阳曲县令戴梦熊和傅山一起,在残帖基础上补刻五十余块刻石,并在刻石贴面上刻“戴补”作为标识。
刻石先后辗转至三立书院、督军府、傅公祠等处。
1941年,时人增刻郑友渔撰书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序》两块。
1980年,刻石迁至永祚寺碑廊。永祚寺碑廊内刻石有一百五十六块,其中明代原石九十三块,二十七块为明代原石两面刻字,又有两块为利用金代以前《绛帖》背面又刻《宝贤堂帖》两幅。
《古宝贤堂法帖》是清太原知府李清钥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集刻的四卷丛帖,刻石置太原府署后圃原藏《宝贤堂集古法帖》之处,俗称《小宝贤堂帖》。
刻石先后与《宝贤堂集古法帖》共置三立书院、督军府、傅公祠内,1980年迁至永祚寺碑廊。
《古宝贤堂法帖》全帖收唐褚遂良,宋黄庭坚,元赵孟頫,明唐寅、文徵明、朱奇源、董其昌,清傅山等唐初至清初二十一家法书。
乾隆二十七年(1762),增刻苏轼“大江东去”词三石。《古宝贤堂法帖》刻石三十九块,为纵0.35米,横1米的横匾形石刻。彭兴林先生认为,虽然此(法帖)“固囿于书法,实乃国艺之范例,教化之重典,垂绵万世之瑰宝也”。
永祚寺内承担着“辅补文运”职责的文峰塔依然耸立,与寺内建筑书林瑰宝,交相辉映,流芳至今,“永祚”应是实至名归。
太原市内的古建大部分为明清时期重建或新建的。其中寺庙建筑占大多数。
现存市内的佛寺,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稳重严谨,总体规整对称,太原崇善寺即是。
崇善寺位于太原市区东南隅,初建于佛教兴盛的唐代,称为白马寺,后改称延寿寺、宗善寺,明代改称崇善寺。
朱元璋三子晋恭王朱桐为纪念母后,就在该寺旧址大肆扩建。现存的崇善寺,只是原来寺庙的几十分之一。
其中,大悲殿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标准的明初木构建筑,规模宏大、古朴雄浑,保存着价值连城的佛教藏经、《释迦世尊应化示迹图》《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壁画临摹本以及位于大悲殿正面须弥座上的三尊泥塑贴金菩萨立像等宝物,使崇善寺在佛教寺院中占据着重要的席位。
离崇善寺不远,在太原市五一广场西北隅,就是纪念道教太真教祖吕洞宾的祠宇纯阳宫。
它又名吕祖庙,始建于元代,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清代乾隆年间曾有整修与扩建,是一座集庙宇、园林风格为一体的五进院落,与晋南永乐宫、大同纯阳宫并称山西三宫,体现了明清两代太原园林艺术的较高成就。
位于太原市晋源区风峪沟的太山龙泉寺,最早也是道观,名昊天观,始建于唐代,金元时期被毁,明初重建才改为佛寺。
前几年,在龙泉寺大殿向东约一百米的山前坡地之上,人们发掘出一座佛塔的基址。
经专家考证,此塔基当建于唐武周至睿宗时期。
考古人员在塔基地宫内发掘出一件金棺银椁,内保存有佛骨舍利,极为珍贵。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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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东于2023年4月23日
今天健走主题: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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