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晚课的佛经（精选10篇）（寺院早晚课诵）

篇1：与早晚课的佛经

与早晚课有关的佛经

寺院每日早课先念诵“楞严咒”、“大悲咒”和“十小咒”。然后诵《心经》、《药师赞》等

1、“楞严咒”出自《楞严经》

2、“大悲咒”出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3、“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出自《如意轮陀罗尼经》，也属观世音菩萨法门

4、“消灾吉祥神咒”出自《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

5、“功德宝山神咒”，出处不明，有一部《密咒圆因往生集》说此咒出自《大集经》，但现存《大集经》中无此咒。

6、“准提神咒”出自《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

7、“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中有此咒，但文字与早晚课所诵不同。应出自另一译本，经本佚失，有说是元代翻译。

8、“药师灌顶真言”，出《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

9、“观音灵感真言”，元代翻译，没有经

10、“七佛灭罪真言”，出《陀罗尼杂集》。

11、“往生净土神咒”，出自《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

12、“大吉祥天女咒”，出自《金光明经》

然后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药师赞”“药师灌顶真言”等，与《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有关。

晚课先念诵《阿弥陀经》。然后“礼佛大忏悔文”，然后“蒙山施食仪”。

礼佛大忏悔文，俗称拜八十八佛。八十八佛是《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五十三佛，加上《决定毗尼经》的三十五佛，《三十五佛名礼忏文》中也有三十五佛。偈颂出自《普贤行愿品》。

然后是蒙山施食仪。先念《华严经》觉林菩萨偈，中间有“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心经》。有多个真言：

1、“破地狱真言”

2、“普召请真言”

3、“解冤结真言”

4、“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

5、“观音菩萨灭业障真言”

6、“灭障碍开咽喉真言”

7、“三昧耶戒真言”

8、“变食真言”

9、“甘露水真言”

10、“一字水轮咒”

11、“乳海真言”

12、“施无遮真言”

13、“普供养真言”

14、“普回向真言”

15、“往生净土神咒”， 出自《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

这里的很多咒不知道出自哪里，有说出自《陀罗尼杂集》，不知是否准确。

中间还有七佛名号：

1、南无多宝如来，出自《法华经》

2、南无宝胜如来，出自《地藏经》

3、南无妙色身如来

4、南无广博身如来

5、南无离怖畏如来

6、南无甘露王如来

7、南无阿弥陀如来，出自《阿弥陀经》

篇2：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

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

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自后秦弘始年间(3)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

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于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里，佛经翻译家首先便是外国语言的解读者和翻译者。从第一节所述佛经翻译情况，相信读者应该理解并对此无异议。这可看成是跨文化传播的初级层次。就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其翻译成就维持了一千余年之久未能被后人超越。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的翻译成就是否超越第一个高峰，还有待研究，在此不便贸然定论。

不仅如此，当这些外语解读者和翻译者在经历初级传播的过程后，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那样停足止步，局限于相对狭隘的案头翻译，而是常常以所翻译的佛经为依据(相当于课本)。积极地、身体力行地向他们的中国读者传经布道。因而，此时他们的身份已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新的社会教化的推行者，或可称为社会教育家。以传播学的观点而论，他们进入了更深的文化层次。在这点上，佛经翻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已超越了绝大多数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经翻译家在担当佛经教育家的同时，逐渐加深了对佛经的理解，进而形成了汉化佛教的各个宗派(六朝和隋唐时期曾出现十三支佛教宗派)。进而将佛教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佛教。这些宗派往往人数众多、传承严密，短则四、五十年、长则几百上千年。于是。佛经翻译家就成为佛教宗派的宗主或成员。而且，因佛教含有浓厚的宗教哲学，不少人还撰写佛经著作(如道安的“本无”说，僧肇的般若学、智觊的止观论、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窥基的“唯识论”)，于是有些人还成为佛教哲学家。翻开中国历史或哲学史可以发现，东汉至唐朝那一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大约有50%以上出自佛教宗派。

佛经翻译家集一身于几任(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哲学家)，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他们跨文化区域传播佛教经典的历史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语言学或翻译学的意义，对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性格、建筑、艺术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佛经翻译家实际上扮演了中国文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不知读者还能否找出几位与古代著名佛经翻译家具有相似地位或相似影响的'现代翻译家?

本文集中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最富有代表性的几位佛经翻译家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

三、鸠摩罗什与大乘空宗

鸠摩罗什(344-423)，西域龟兹人，东晋后秦时来长安，享有国师待遇，在西明阁和逍遥园设立译场，广译佛经，参与者800余人。据《开元释教录》，他主持翻译了74部(384卷);又据《历代三宝记》，他翻译了97部(425卷)。罗什本人堪称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他翻译的《般若》诸经和《法华经》被视为佛经四大翻译作品中的前二部(四大翻译中的第三部《大般涅磐经》由北凉时来华印度僧人昙无谶翻译，但该经的研究与传播后来全部由罗什派弟子掌握)。从翻译学角度看，鸠摩罗什的译经数景、内容准确性、文体技巧等方面较前人都有显著提升：他还第一次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原则，超越了道安“五失本”的直译原则，开创了佛经翻译理论的一代新风。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空宗经典和禅学经典，规模巨大，形成了隋唐以前佛教二大派系之一，极大地推动了汉化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罗什系统的弟子最初有三千，仅列入《高僧传》的就有22人。后来他的承传系统随着时代前进又扩大了，因而在罗什周围形成了以他所翻译的佛经为理论依据的一系列大乘空宗派别(承传印度大乘佛教龙树空宗，宣传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

1、“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三论宗的理论依据，罗什本人被尊为三论宗始祖，传承至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郎、吉藏(嘉祥大师)，后来三论宗并入禅宗，

2、《法华经》和《大智度经》以及昙无谶所译《大般涅磐经》，启示了北齐的慧文创立天台宗，成为天台宗的起源。经慧文传承至慧思、智觊(天台大师)、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道邃(十祖)。高丽僧人从智觊处将天台宗传入朝鲜，日本僧人从道邃处将该宗传入日本。天台宗关于佛性的宗教哲学观点是魏晋以来中国哲学人性学说的发展，开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观的先河。

3、《坐禅三昧经》等禅学经典启发了罗什弟子道生和慧观，他们首倡“顿悟成佛”之说，以后影响了道猷、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唐朝慧能大师，终于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的代表作《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称经的著作。禅宗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性变革，是彻底汉化的佛教，也是佛教中流传最为远久、影响最大的宗派，被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

四、佛陀跋陀罗与大乘有宗

与鸠摩罗什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陀跋陀罗(觉贤)。他原是印度佛僧，东晋十六国后秦时来华，先在长安石羊寺传授自己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新无量寿经》等禅学经典，以后到健康(今南京)久居。以道场寺为译经中心组织翻译大批佛经。觉贤的译经著作以《华严经》(习惯称《六十华严经》，佛经四大翻译之一)、《观佛三昧海经》、《达摩多罗禅经》最为著名。除上述三部重要佛经外，觉贤还翻译过另外八部(二十余卷)。虽然他的译经数量比不上鸠摩罗什，但在《六十华严经》的旗帜下，他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堪与鸠摩罗什派大乘空宗相对立的另一大教派――大乘有宗(承传印度大乘佛教世亲有宗，宣传因缘出于三界，个人努力不同会招致不同的结果。这一学说有积极的一面)。

觉贤翻译《六十华严经》之后，大乘有宗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十地论》随后也由三位有宗佛僧(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译出。后来有宗的慧光大师以《十地论》为依据，大力推进《华严经》的研究承传，逐渐形成慧光系统，即觉贤再传系统。慧光直传大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众多，其中十人被列为十哲。同时，另一印度僧人真谛于后凉时代来华，传译大乘有宗经典。他翻译佛经二十部(七十卷)，有大弟子八人，最著名者为智恺、法泰，再传弟子众多。这二大系统共同衍生出了后来的杜顺、智俨、法藏等华严宗大师。

由觉贤创立的华严宗体系包含复杂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涉及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本质与现象、统一和差别等范畴，具有某些辩证法因素，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最高水平。华严宗对后来的宋明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巨大(如程朱理学中的论题“理”、“事”、“气”)，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和逻辑继承关系。至于各地兴修的华严宗庙宇(有些称法藏寺)和禅寺不计其数，对于古代中国的建筑、园林也有明显影响。

五、玄奘与唯识宗

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6年。他从印度带回大量梵文佛经，共计657部。玄奘在长安慈恩寺和弘福寺设立庞大译场，组织翻译佛经近。他一个人就翻译出74部(1341卷)。在翻译组织工作方面，玄奘分工细致，设有专人负责“证梵语”(解读原文)，“笔受”(形成文字)，“证义”(复核校对)、“润文”(文句修饰)等程序，往往数十人同时翻译一部经典。如翻译《瑜伽师地论》时，便有笔受5人，证文5人，证字2人，证梵语1人，证义7人，此外还有官吏“润文”和监督。无论从译经的质量和数量上看，玄奘的翻译事业都是空前绝后的。

玄奘门下弟子三千，高足也有七十，其声势当时可比孔子。其中最为杰出者是窥基、圆测，此外还有普光、发包、神慕、靖迈、嘉尚、慧立、彦惊、神防和宗哲十贤。玄奘在译经同时，传授印度大乘佛教《成唯识论》(10卷)和《俱舍论》等经典。他以空宗为依据在他门下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佛教新宗派――唯识宗(或称法相宗、慈恩宗)。玄奘为宗师，继之有慈恩(窥基)、慧诏、智周、世定等诸位大师。由此，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把佛教教义发展到了极致。

六、结束语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全方位的。佛经翻译将印度佛教的精深和奥秘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本土，给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和特别的路径。同时，佛经翻译这一历史文化事件在中外来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也逐渐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篇3：谢灵运与佛经翻译

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的成就久为其诗文上的盛名所掩，本文从追溯其从事佛经翻译的缘起入手，分析了谢灵运从事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也阐明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

一 引言

提及谢灵运(385-433),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他那些世称“谢灵运体”的山水诗。这些诗寓理于情,寓情入景,其绚丽的意境、精美的辞藻一直备受推崇,像“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诗行已成千古名句。但谢灵运的才能还不仅于此。他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除了工诗文之外,尚能书画,既通史学,又熟精佛老,对佛经翻译也饶有贡献。但作为一代文宗,他主要以其诗文著称于当时和后世,他在佛经翻译方面的成就往往为其诗文上的盛名所掩,甚至在翻译被轻视的时代,“不少文史家对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大诗人而兼翻译家这一点都置之不理”(钱钟书语)。鉴于此,本文试对其从事佛经翻译的缘起、历史背景和主要译作进行阐述分析,以补前人遗珠之憾。

篇4：谢灵运与佛经翻译

笔者认为谢灵运(385-433)翻译佛经与其不羁的性格和多蹇的仕途是密切关联的。谢灵运为晋朝名门之后,约在18岁时承袭了康乐公的封爵,接着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和抚军将军刘毅(?-412)的记室参军。4他随刘毅前往江陵。同年9月,庶族出生的刘裕(363-422)起兵袭击刘毅,刘毅兵败自杀。夺取了政权的刘裕起用谢灵运为太尉参军,后改任其为秘书丞,但不久又将其免职。4刘裕通过“禅让”正式称帝,谢灵运投到其次子庐陵王义真门下,与之相处甚欢。可惜好景不长,422年5月,刘裕驾崩,朝政大权旁落,谢灵运被外放为永嘉太守,从此仕途上一蹶不振。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下诏征谢灵运为秘书监,又迁侍中,任务是整理内府藏书,“补足遗阙”,以及撰写《晋书》。但他“粗立条疏,书竟不就”(《宋书・本传》),不过《隋书・经籍志》则记载他撰有《晋书》36卷,故所谓“不就”也许是未竟全功之意。谢灵运任侍中期间,常常称疾不朝,并且“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宋书・本传》),宋文帝对此十分不悦,谢灵运被迫上表辞官,重回始宁。在始宁,谢灵运仍常带领大批门人游览登临,结果先遭御史中丞傅隆参奏而免官(元嘉五年即428年),不到三年又遭会稽太守孟颉以蓄意谋反之罪弹劾。谢灵运上表自辩,宋文帝(407-453)对此事悬而不问,却把谢灵运留在建康大约半年多时间。在此期间,谢灵运编定了卷的“四部书”目录,还与名僧慧严(363-443)、慧观一道润色了《大般涅经》(Mahāāna-sūtra)的文字。同年年底,宋文帝将谢灵运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今江西临川)内史。元嘉九年(432年),谢灵运再度遭人弹劾,最后以谋反罪见诛于广州,享年49岁(吕慧鹃等,1986:430-443)。

谢灵运为豪门之后。他的曾叔祖谢安(320-385)曾在桓温(312-373)死后把持朝廷大权,祖父谢玄(343-388)则曾是淝水之战的前敌指挥,那时宋武帝刘裕还只是谢玄部众中的下级军官。刘裕称帝后,谢灵运反倒要屈身侍奉他,从往昔的门第和身份看是一种耻辱。而且谢灵运还给刘裕的政敌刘毅当过参军,谢灵运与刘裕不睦也在所难免。在此后的帝位争夺中,与谢灵运交好的卢陵王刘义真也送了性命,这更增强了谢灵运对政事的不满。谢灵运处在重重矛盾之中,无论是在朝廷供职还是回乡闲居,都无法找到安心安身的所在,正可谓“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邓魁英等,1981:327)。他的诗行不时流露出他内心的烦乱和对解脱的向往。在这种心境下,谢灵运借研究佛老、寻求心灵慰藉,也是人之常情。

篇5：谢灵运与佛经翻译

《十四音训叙》的撰写则与《大般涅经》有关。“十四音说”的起源在印度,后传入中亚,约在公元四五世纪解释“十四音说”的梵文语法著作《文海》(Kā)就已经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广泛流行。谢灵运对“十四音”的理解,主要来自《大般涅经》和乌衣寺的慧睿(355-439)。记载他撰写《十四音训叙》的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七《慧睿传》有录:“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慧)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这段记载表明,谢灵运撰《十四音训叙》是在向慧睿讨教“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之后,慧睿精通梵语,谢灵运向其请教,因而对经文中诸多梵语的读音、意义多能融会贯通。《慧睿传》里所说的“经中诸字”的“经”,指的是《大般涅里经》。经中的.《文字品》一节,就是讲梵文文字和语音的。南本中卷八中的《文字品》,一开端就提到了“十四音”,并且以“十四音”作为“字本”,谢灵运这本书因此而得名。

可惜的是《十四音训叙》早已佚失,今天可知的内容主要来自日本天台宗僧人安然( Fo-,841?-?)转引中国唐代僧人慧均所著《大乘四论玄义记》编纂而成的《悉昙藏》和《悉昙十二例》。安然的两本书抄录了谢灵运原著中的许多段落。《悉昙藏》卷一有录:“宋国谢灵运云:胡书者梵书,道俗共用之也”,此处将胡书、梵书并举,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西域及印度语言文字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另外,该卷还引用了谢灵运写的“若知二国语,又知二国语中之意,然后可得翻译此意”,这实际上表达了谢灵运对翻译的认识。此外,谢灵运在《十四音训叙》中还提到:“胡字一音不得成语。既不成语,不得为物名”,这反映了谢灵运对胡语、梵语语言结构和拼写方法的认识。在《悉昙藏》卷五中还可以发现灵运对梵语辅音元音拼合的理解,他以为字本“牵此就彼,反语成字”,甚至还以舌、唇作为基准,对梵语发音器官做了解释“其三十四字中,二十五字声从内出,转至唇外”,这与现代所说的梵语发音部位依次为喉、腭、顶、齿、唇是比较切合的。谢灵运所著的《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对于当时的译注、读经裨益匪浅,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梵汉对照佛经名词汇编。

五 结语

谢灵运一生的著述多达21种(吕慧鹃等,1986:124),除去有关佛教的作品,在他去世后结集出版的至少有10多种,其中不少长达数十卷甚至上百卷,可惜多数都已失传。侥幸流传至今的只有诗90余首,文4卷、《大般涅涅经》的译文及散见于其他佛教述著中的《十四音训叙》。国内研究谢灵运的学者多侧重于分析其诗文,对他的佛经翻译很少论及;研究其《十四音训叙》的人更属凤毛麟角。在慧皎(497-554)所著的《高僧传》“支那著述”中,《十四音训叙》的著作权甚至被归在慧睿名下(梁启超,2001:364),非常令人遗憾。笔者不揣鄙陋撰写此文,愿之能成为引玉之砖,使学界重新认识、评价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取得的成就。

篇6：陈坤与佛经典故事

陈坤与佛经典故事

查字典故事会针对广大读者进行筛选一些精美的名人故事，一了解，别人不知道的名人背后的辛酸故事：陈坤与佛

最近连续两次邂逅陈坤。本月日乘一早的航班飞香港，去酒店的路上，听同行的人说，在行李提取处看见陈坤了。于是，给坤儿发短信，果然我们坐的同一架飞机抵港。他是来为电影《花花刑警》试装的。

日晚，工体茉莉酒吧露台，在好友赵琳的生日会上，见到陈坤，拥抱、寒暄。他黑色衬衣，黑色领带，打扮得很有型。他说本来要去香港拍戏，临时有了变化，能来参加赵琳的生日会，很高兴。他和赵琳的友情建立于《别了，温哥华》。

与陈坤的这次对话，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一直没发在博客上，是因为那天跟他聊的话题很深，甚至有一点抽象。不是几段话能写出来的花絮。

采访前，我没有准备采访提纲。与坤儿认识很早，目睹了他成名的过程，也比较了解他的性格。虽然每年见面不多，但一直关注他。为他的成绩高兴，为他的沉寂着急。所以，即使是两年见一次面，我们依然如老朋友。

我记得过去的采访中，他说过的话;他也记得曾经对我说的话。也许是因为这种默契，我希望在这次采访中最大限度地让陈坤去表达。

那天，与陈坤约在一个名为“向日葵”的餐吧，午后的阳光很温暖，一束光晕过玻璃窗笼罩在陈坤的脸上，他很灿烂笑的时候，脸仿佛向日葵。

陈坤的电话响，是他的好朋友沈畅打来的，他们在交流前几天放生的感受。

说到放生的话题，陈坤深邃的眼眸很纯净。

我知道，陈坤这些年一直在学佛。对话由此展开，请大家一定要耐下心来听。没有八卦、没有趣闻，也许大家会觉得枯燥，但却是一次心灵的自省。

“在固定的环境生活惯了的动物突然被放到自然环境中很可能缺乏了生存的能力。我们放生并不是想着让它们生活得多么好，而是给它们一个再生的机会。如果之后被大自然淘汰，那是它们自身的问题。”

陈坤说，这是他放生的目的，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跟朋友们相约着去放生。

“‘放生’于你是一种形式，还是图一种心灵的解脱?”

“在我来说，‘放生’就像‘打坐’一样。也许，有人可以刹那之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下子就解脱了。也有如我这样智慧不高的人需要渐渐领悟，怎么领悟?是要一些形式慢慢去感受。”午后的餐厅里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陈坤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很真切。

“在《金刚经》里面说，‘形式’可以说叫‘形式’，也可以不叫‘形式’，只是名字这样叫而已。‘打坐’可以叫‘打坐’，也可以不叫‘打坐’，只是名字叫“打坐’。不是说‘八万四千法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生活、让自己净化的方式，就像喝东西，苦甜自知。不管是修行的方式还是理解的方式，佛教都是针对自己的心，内在的自省。所以，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不用在意外界对你的评价。当你越来越坚持一个崇高的理想，拥有一个很好的`心境的时候，你就在用自己的方式坚强。这样每个人才是真正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就有一种自然的魅力。一千个人学佛可能会流露一千个状态，不用在意，目的都是得到平静和解脱。”

陈坤每天早晨都读《金刚经》，每次都读完，但每次读的感受都不同。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它可以让我很安静。每个人读它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就像同样是一棵树，每个人对它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如果让我们每个人都来解读这课树，语言的能力是很苍白的，感知能力是超过语言能力的。”“我看《金刚经》也许看不懂某一部分，但是我不需要懂。我岁看不懂没关系，每天都读，迟早有一天我会领悟，用我自己领悟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我是在追求这个形式，这个形式让我很舒服。它很可能是陈坤必需的，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篇7：佛经经典故事之养身与养心

佛经经典故事之养身与养心

养身不如养心，养心不如修心。身体的健康，容颜的姣好，取决于心的'快乐宁静。

舍卫城有一位富翁，因为过分肥胖，导致通身是病。有一天，他到精舍向佛陀求教：“佛陀!我饱受肥胖臃肿的不便，不但行动滞钝，终日昏睡，而且只要一动，就感到痛苦不已。”

佛陀问道：“你想知道多病的原因吗?”

“是呀!佛陀!请您慈悲垂示。”

佛陀说：“有五个原因造成你今日肥胖多病：

一、丰盛的饮食。

二、贪睡。

三、过份享受而不劳动。

四、终日无所用心。

五、闲散无所事事。

因此，你今后应该节制饮食，勤劳奋发，开发潜能、智慧，做个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如果你能照着我的话去做，一定能够去病延年。”

篇9：浅谈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浅谈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一、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双音化的促进作用

汉语的双音化是汉语发展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环，佛经翻译在汉语双音化的发展进程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研究之中，有的学者认为双音化是汉语词汇量扩大的一个标志，我国汉语双音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是我国的中古时期，在击败粘结，中古汉语瓷婚系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单音词汇为主体的汉语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之中，佛教经典的传播和翻译是汉语双音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汉语的双音化在研究之中一般认为和汉语四字格的关系是间接的，但是，汉语的四字格并非只是由双音词简单的组合而成的。在《诗经》之中，已经存在了汉语的四字格，且包括当前汉语的四字格的几乎所有格式。此时的双音化尚未形成。导致汉语双音化的主要原因是构词方法的多样性。汉语的四字格在双音化完成之前主要是以叠音的形式为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双音化所引起的汉语的.构词方法的丰富化为四字格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在佛经翻译过程之中，佛经之中多样化的构词方法极大的推进了汉语的构词方法的发展和进步，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中古时期发展迅速的推动力之一，完善和发展了多种构词方式，为汉语四字格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二、梵汉翻译之中音节处理和四字格的关系

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之中，最為主要的是将其中的梵文翻译为汉语。梵文和汉语是两种组成和使用特点完全不同的文字，汉语的音节简单，单音节词语较多，而梵文的音节复杂，在两者的翻译过程之中不存在可以进行语素联想的关系，且两者之间的音译也难以进行，梵文作为一种多音节的语言，在音译过程之中难以使用汉语之中的单音节词语进行翻译。假如以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汉语单音节词数量不足以表达清楚的意思。在梵文和汉语的翻译过程之中对多音节词的需求很大。在这一过程中，以佛教用语为主的多音节词语产生。虽然这一部分的词语不完全属于四字格词语，但其出现加重了四字格词语在汉语之中的分量，也促进了多音节词语的发展。多音节词语在当时的汉语之中数量较少，一直是汉语发展之中的词汇弱项，通过佛教用语的传播，汉语言之中的多音节词语的产生和使用得到了激活，使得汉语言多音节词得到了平稳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类推能力强的四字格词语。四音节词也在汉语的四字格中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生长点。据统计，现代汉语的四音节词近年还出现了数量上升的趋势，这与四字格词语长期以来在汉语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不无关系。再往前溯源，佛典翻译中对多音节的选择应该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三、佛经的教化作用和新文体

在佛经的翻译之中，主要的目的是宣传佛教的教义和教化民众，在这一目的的驱使之下，翻译者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之中采取了一种散韵结合的问题形式，方便了民众之间的传播和记诵。除了问题革新之外，翻译者还将内容进行了一些特殊处理，采取四字一大顿，两字一小顿的形式，形成了一种音律上的和谐，便于民众的诵读和记忆。这种文体的翻译和传播需要汉语词汇之中大量四音节词的支持，因此，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之中，翻译人员也会根据格式和散韵文体额要求对原本的佛经内容进行添加和修改，并在句尾或是句首进行词语额连缀，形成其文章格式的四音节律。佛经内容的四音节律逐渐影响到了人们在生活之中的语言使用习惯，在民间的发展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四字格词语的形成和制造，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四字格词语逐渐成为汉语固定语之中最具发展活力的类别。

四、佛经翻译引起的四字格俗语的口语化倾向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是否口语化。在中古时期，汉语出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在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之中就要适应一般民众的文化接受水平，因此在佛经翻译之中大多使用口语化的白话语言。为了更好的宣传佛教的教义，翻译人员在翻译中力求通俗易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推进了当时汉语言的口语化进程。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对汉语的口语书面语脱节的趋势有所抑制，也抢救了一大批口语词语，其中包括大量的四字格俗语。中古到近代汉语四字格词语的突出特征正是涌现出一大批这样的俗语，它们在各种俗文学中生长、流传，又在民间不断地创新、发展，成为汉语四字格词语的宝贵财富。

五、佛教用语和汉语成语的融合

在我国汉语的成语和常用语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源于佛教的四字格用语，其占据了汉语发展历史上外来语言的最高比例。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之中，佛教用语和汉语成语进行了融合和发展，进而形成了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之中一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语和其他的四字格短语与汉语进行融合之后，其在结构和意义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在推进了汉语发展，丰富了汉语的语言内涵的同时也增强了汉语的语言表现力，促进了外来语言和汉语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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