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考古家群2——殷墟发掘第一人，为何是董作宾？

现在有一个词很火，叫“文化自信”。

殷墟的发掘，正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觉醒，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实证。

中国古代有悠久的金石之学，但并不是真正的考古。

现代考古学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而传入，但伴随的是中国珍宝的被盗。

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是在西方人主持下完成的，以及当时社会上中国文化来自西方的言论，甚嚣尘上。

但随着中国人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坚定中华文化五千年的独特性，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殷墟，当时的殷墟被文物贩子、列强所垂涎！

中国人强烈的紧迫感、自尊心、使命感，油然而生！

殷墟不负所望，不仅实证了司马迁所记的《史记》是真的，更是坚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给当时贫弱的中国带来信心！

所以殷墟对中国很重要！

殷墟挖掘的背景

“考古”一词在中国始见于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的著作《考古图》，该书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进行了搜集和整理，虽然也是针对“文物”的研究，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还是有很大区别。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考古学组，10月13日中国甲骨学家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殷墟遗址的第一次发掘。

这是中国学术机关自主进行科学发掘的开始。

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石与原点，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培养基地，是中国现代田野考古从诞生、发展到成熟的重要见证。

1899年的一天，大清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大学校长)王懿荣患疟疾从北京鹤年堂大药店抓来了几剂中药，其中有一味叫“龙骨”的药，他一看，发现上面有细细的刻痕。

正好他的好友刘铁云(即写《老残游记》的刘锷，字铁云)在场，俩人一番研究，共同认为这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刻着远古文字的龟甲、兽骨。

当即认定这是价值非凡的古文字瑰宝。王懿荣当即令人去把鹤年堂药店所有的“龙骨”高价收购过来。

经过进一步研究，果然是前所未见的古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上古文献。

又打听到这些“龙骨”主要来自中原河南。这一下子，石破天惊，甲骨文字成了震动世界的大发现。

后来，王懿荣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投井自杀，他儿子把父亲收藏的甲骨片卖给了刘铁云。

刘铁云把这些甲骨文字描拓刻印，出了第一本甲骨文字专著——“铁云藏龟》。

从此，甲骨文研究便成了一门世界显学——甲骨学。

甲骨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学界盛称“甲骨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

“四堂”之中，终生专注于甲骨学，用力最勤、成就最多的，当推“彦堂”董作宾。

篆刻改变命运

董作宾，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祖籍河南温县。因家乡遭灾，董家青年董士魁背井离乡，只身到南阳谋生，先是打短工，后到一家店铺当店员。

店主没有儿子，看士魁孤身一人勤奋能干，就将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夫妻两人就经营这家小店。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仲春，长春街一座临街小店的住宅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即董作宾，婴父董士魁此时已过不惑之年。

董作宾6岁入私塾学习，他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

这时，甲骨文字刚刚被发现，董作宾毫不知晓。他与甲骨之间的缘分，还很遥远，不过，冥冥之中发生的事情，似乎有某种暗示。

当时与其家杂货店为临的是一个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

少年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细心观察各种雕刻技法，久而久之，迷上了篆刻。

10来岁时，董作宾开始手痒，没有石料，他就捡些厚而密实的瓦片，磨成小方印形状，拿母亲纳鞋底的铁锥子“剜之”，竟然能“粗成文理”，颇有点意趣。

周先生喜欢上了这个与自己有同好的孩子，尽力教他一些技法。周家有本《篆字汇》，董作宾时常借来观摩，沉浸其中。

12岁的时候，董作宾转了个私塾，与比他年长两岁的郭宝钧成为同学。两个孩子一见相悦，结交为最好的朋友。

后来董作宾到安阳做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的郭宝钧出面帮他协调地方官员，并与他一起进行发掘，后来也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14岁的时候，董作宾刻章技艺逐渐娴熟，在附近已小有名气。

因家境窘迫，他在课余常帮助父亲干活，每到腊月，就写春联卖了挣钱。在家门口支摊给人刻印章，每个字收四个铜板。

董作宾先后读了10年私塾，1910年，他进入当地元宗小学堂学习。

一年后，他的弟弟董作义不幸夭折，父亲担心家里商业后继无人，令他弃学经商。

董作宾虽有失落，他很快找到了新的乐趣：有了杂货店的进货权，他就进些寿山石经营。

挣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择其美者，餍己之欲”，拿来试手。除了经营寿山石，这位小老板还开创了一项新业务：卖书。

不过这项业务他也是别有目的，每进新书，他都“先读而后售之”。那时，南阳长春街来往的人，常可以在街头看到一位刻章的青年，有生意时，他潜心刻章，没生意时，他埋头读书。

这位好学的青年，引起了长春街一位贵人的注意，他的生命轨迹因此改变。

董作宾先后得到两位南阳名流的提携。第一位叫张嘉谋，清末民初河南著名教育家。

张嘉谋也是长春街人氏，1874年生人，自幼聪颖勤奋，23岁考中举人，一时声名鹊起，与通许胡石青、巩县王抟沙、商丘井伟生、信阳刘邃真等合称“中州八大名流”。

1905年，新式学堂兴起，张嘉谋在家乡创办南都小学堂和敬业小学堂，并担任宛南中学堂（南阳市第一高中前身）总教习。

1907年，张嘉谋被清廷委以内阁中书，并出任河南学务公所议绅，协助李时灿议长掌管河南省教育行政。

当年，他就和李时灿共同创办了河南省第一所女子中等学堂——中州女学堂。

三年后，又与同仁一起将该学堂改办为河南女子师范学堂，为推动河南女子教育做出重大的贡献。

民国初年，张嘉谋主要在省会开封生活，偶尔回乡，发现了好学聪颖的董作宾，顿生爱才之心，出面劝说他报考南阳县立师范，董士魁被说服，同意儿子前去报考，结果董作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

1916年冬，董作宾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被留在学堂任教。这时他父亲已病逝，董作宾将杂货店委托给别人经营，自己专心当起了教师。

张嘉谋认为董作宾应该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作为。

一年多后，他征得董母同意，将董作宾带到开封。这年董作宾已24岁，第一次远离家乡，走向广阔的世界。

张嘉谋安排董作宾在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实际上先给他一个落脚点，不久即引荐他进入河南育才馆读书。

育才馆是当时河南督军赵倜开办，目的是为地方政府培养文秘人员。

开始的课程还比较全面，也网罗了一些名流任教，其中就有“尤嗜金石之学”的时经训先生。

时先生担任地理，以河南地理为讲授重点，其中就详细介绍了他所擅长的安阳甲骨文。

当时资料难得，研究甲骨文的人很少了，从时经训的课堂上，董作宾第一次知道了甲骨文，产生了初步的兴趣。

育才馆毕业后，董作宾没有回乡谋个一官半职。在开封，他与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份《新豫报》，一度颇有影响。

而这时，张嘉谋被选举为国会议员，全家移居北京，1922年，他来信邀董作宾前往北京。

董作宾再次听从了恩师的召唤，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报人生涯。在张嘉谋家，董作宾结识了北大教授、南阳唐河人徐旭生。

徐先生是著名的古史专家，几次接触，他发现董作宾天分极高，又为人诚恳，肯吃苦，会办事，即请他为自己创办的《猛进》杂志做校对、发行，并请他到自己家辅导儿女功课。

经徐旭生介绍，董作宾进入北大旁听，他对沈兼士、钱玄同的文字学课尤感兴趣，用一年时间自修了两位先生所有的课程。

1923年，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招生，在徐旭生的引荐下，董作宾顺利考取了该所研究生。

当时学术界非常重视民间歌谣，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发起征集全国歌谣，并创办《歌谣周刊》。

受这种潮流的影响，董作宾选择民歌民谣和方言为研究方向，并兼任《歌谣周刊》的编校，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北大学习。

在专业学习之外，甲骨文开始在他心中显现出巨大的魅力。

当时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出版不久，他对此书爱不释手，常用油纸影印摹写殷商文字。

由于有篆刻功底，他很快学会了那些甲骨文字。

一个新的梦想，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