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把苏轼当做“奸党”刻上“元佑党碑”，反而让苏轼声誉大振

元祐党，是宋朝宋神宗熙宁变法之后形成的一个反对变法的朋党；与之相对应的是支持变法的元丰党。元佑党人案：北宋末年的重大案件，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近百年，卷人人数500多人，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党政。元佑党碑则是指宋徽宗宰相蔡京，编写了的一份元祐党人名单，将这些人定性为奸党。随后将名单发往全国，让全国都刻碑记录“奸党”名单，让他们遗臭万年的事件。可惜蔡京没能如愿，机缘巧合之下反而让苏轼声誉大振。一起看看事情始末吧！

苏轼

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为宰相，为了革除弊政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一直反对变法，于是王安石将反对变法的人统统贬谪出京城。这里面就有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来由于王安石识人不明，再加上投机派吕惠卿反戈反对变法，王安石被逼辞去宰相之位，熙宁变法失败。宋哲宗继位之后，高太后主持朝政，元佑元年司马光任宰相。于是司马光罢废新法，改革派官员章悼、蔡京、蔡确等先后被逐出朝廷，史称“元佑更化”。这也是“元祐党人”的由来。前有王安石贬谪反对变法之人，后有司马光逐出支持变法之人，变法与反对变法之人党争，也从国家兴衰政策之争变成了纯粹的党争。（以下支持变法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称为旧党）

司马光

司马光担任宰相时间很短，到元祐元年九月就病逝。司马光病逝之后，旧党失去统一领袖之后分裂为三个派系。以程颐为首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刘挚为首的朔党。这三个党派并没有在当政之后改革朝政，而是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苏轼因为厌倦朝堂争斗，很快自请离京，到杭州当起了地方官，在杭州苏轼兴修水利造福百姓，我们现在熟知的苏堤就苏轼这一时期修建。旧党随后对新党人的迫害其实与苏轼并无瓜葛。

程颐

元佑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离世，哲宗开始亲政。为绍述熙宁、元丰之法，改元佑年号为绍圣，起用章惇相，曾布、蔡卞、林希等也分居要职。章惇执政伊始，便大肆报复，绍圣元年(1094年)将旧党官员全部贬至现在的广西、广东等地，苏轼在这一时期被贬至广东惠州，后来又被贬到海南岛。苏轼来到海南岛也是一番施政造福百姓，兴办教育、兴修水利。苏轼离开儋州（海南）之后海南开始有了乡试、东坡井、东坡路、东坡帽等等。但是无论苏轼做官怎么样，这一时期“元祐党人”的名字被扣上了。

苏辙被贬广州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九月，徽宗下诏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把元符年间曾经上书的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结果被列入正上的六人，是吹捧奉承蔡京的无耻之徒，正中、正下两等共计三十五人，被列入“邪”字榜上的竟达593人。后来宋徽宗又下诏书说：“应系元祐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数进入，仍常切契勘，不得与在京差遣”于是蔡京把“元祐党人”、政敌统统上报，定性为奸党共计120人上报宋徽宗。这120人里面包含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等旧党所有的名人都在内。另外还有曾布、张商英等人也因为与蔡京政见不合被定性为奸党。随后宋徽宗御笔书写，镌刻于端礼门的石碑上，用以昭示天下。

宋徽宗书法

后来有官员上书说不知道端礼门上的“奸党”名单，要求在自己的州里面也刻一个“元佑党人碑”。蔡京一听之后干脆把前面的列入“邪”等的和“奸党”一起，直接通报全国，要求全国州县，每地刻“元佑党碑”一个，让“奸党”名单遗留万年。现在来看这个“元佑党人碑”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也注定以闹剧收场。

蔡京书法

“元祐党人碑”名单里面包含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当时影响力巨大的文学名士，在名单传达到各地之后可谓是状况百出，有的州县直接不予理睬，有的州县则是积极响应。可是当名单传达到长安时候，士，一个叫安民的石工被征镌字，他推辞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大怒，欲加罪于他，他哭泣着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刻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在九江有一碑工奉命铲掉苏轼、黄庭坚书写过的匾额，他说:“小人家旧贫篓，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经过这两件事一闹腾，民众都知道了司马光、苏轼等人被列为“奸党”的时期，纷纷为他们鸣不平。一时之间，苏轼等人在民间声誉大振。蔡京真是搬起石头给别人做了垫脚石啊！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因慧星出现，徽宗下诏准许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网失，中书侍郎刘逛“首劝徽宗碎元枯党人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徽宗马上采纳，夜半派遣黄门到端礼门拆毁元枯党人碑，恢复他们的仕籍，外地“奸党”石刻也一律除毁，不许言官再弹劝此事。至此元祐党人碑闹剧结束。

对于蔡京的做法你有什么想说的，留言告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