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倒影》之三，三位先生

朱芒

不曾想，一条小街，也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街如月状，冲积而成。它不是县城的方方正正，却有着商埠的随性自由。走过沿河的街，犹如一根扁担，挑起一轮檐梢弯弯的月亮。三两桅杆，一溜一溜的黑铺黑瓦，又简单平静。一日，来了一群一群从徐州退下来的军人，茶馆林立，杂耍四起，琴弦不断，街市便人声鼎沸起来。

那一年，朱芒十一岁。他张目四望，在这南来北往的人群中，捕捉到不少东西。人们天天排戏、集会、绘画，朱芒大开眼界。这个时候，他开始审视自己，潜心学习，舞文弄墨，描摹老街的故事。街南，叫酂阳，是秦汉时的称呼，建有萧何的食邑。街北，唤光化，是大宋王朝老赵家的喊法，屯有光化军。

有了一番绘画手艺，朱芒胆大起来。按他的说法，叫瞎跑，不知道子弹长没有长眼睛，满世界新鲜。二十出头，就参军打仗，过淮河、渡长江、到上海，“打过长江去！”走到哪里，标语刷到哪里，也如他的人生，浩浩荡荡。战乱的年代，毕竟读书少。战事一结束，他转业回乡，在老街的文化馆谋到一份差使。上山下乡，画了不少《红灯记》《花木兰》《刘海砍樵》的海报，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但是，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朱芒爱画成痴，点石成金，难免遭人嫉妒。就算不得罪谁，也有人觉得，他就是一根刺，欲折之而后快。一日，他被一纸诉状，打成右派，送往三同碑

农场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脾气倔，朱芒欲辩驳，落到的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顿呵斥。无奈，他只有丢了画笔，拿起镰刀，春种秋收。

几番折腾，朱芒磨练成一个犁田耙地的好手。又一日，街上有人说，满城大老粗，不识一个字。便问，听说有一个叫朱芒的人，能写会画，是不是还在？一通电话，他作为特殊人才，算是回了城。十年光景，家里一贫如洗，朱芒只有靠借钱度日。儿子长大，家里没有余粮，他就向戴子腾借。来了客人，家里没有被褥，他就到社区去赊。

他很少交际，我们就住在同一条街上，还在同一个院落里，却没有说上几句话。起初，我见到朱芒时，总觉得他是一个被岁月侵蚀古板的人。就是在街上遇见，他也无暇四顾，急匆匆地向前，像是要去会见什么重要人物。他的言谈举止，让你怀疑自己的判断。那个戴着一副眼镜、一顶假发，一派清瘦个头的人，是否就是他本人。

与他熟识，还得多亏徐州人戴一龙兄的引见。听着他颤抖的声音，我才确信，朱芒竟是此人，八十又七。戴一龙的父亲戴子腾、王小军的舅舅王寄舟，都是台儿庄战役后，随着南下的人流落户在老河口的。李宗仁爱才，组建有文化宣传队，戴王二人就在宣传队工作，戴子腾排戏，王寄舟作画。少年的朱芒十分新奇，遂成了文化宣传队的小队员。起初，我把戴子腾、王寄舟、朱芒列为一辈人。戴一龙专程从上海来信，说朱芒是其父的学生。

时间长了，你来我往，才知道朱芒是一个骨子里执着的人。从一九八三年起，他开始涉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研究。不讳时政，朱芒走访各界群众，获得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象。他上四川、下武汉，攀凤凰山，登云台山，真有一股韧劲，搜集了李宗仁智擒阎积德、三劝别庭芳、禁毒建医院、礼送臧克家的故事。

甚至，对张自忠血洒南瓜店，他又找到另一种解读。一九四O年，中共华中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叛变，向李宗仁一股脑儿把在五战区军队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军队将领和地方人士向李宗仁密报。重庆要追查何基沣“通共”罪证，将何军长押解重庆严厉审讯。当时，正值枣宜会战。战事开始，李宗仁非常着急，电请把何放回。蒋不准。当战役进行激烈，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军奋力拼杀期间，李再电蒋放回何基沣，蒋仍不准，直至张自忠将军牺牲。李宗仁长叹，“如果何基沣在，不会有襄河之败，张自忠将军不致于牺牲。”朱芒所述，同仇敌忾，国民党队伍里，也有好人。

与朱芒闲谈，我佩服他游历江南，从军从文，是一个熟识世态炎凉的人。他却委婉地说，他们这一代人背负的东西太多。话是这样说，他依旧执着于抗战文化的挖掘，与一帮民间文化人，寻找《》；去信美国，撰写《飞虎情》；赶赴李家寨，寻访抗日烈士程德礼。一老一少，话如绳麻，一茬接着一茬。尽兴时，他将我引到了他的书房，横七竖八，堆了一床的资料，说正计划写一个剧本。又说天气暖和时，再为我作一副画。我不知道，在颐养天年的岁数，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不几日，我在街口遇见王小军，他说要去蛮子湾送朱芒。我心里知道，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但还是十分惊诧，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命里无定数。昨日，他耸着肩，还在路上急匆匆地走，今日，这个痴迷文化的人就走了。

陈义文

我与陈义文不熟。

不是我不认得他，是他不认识我。自从他成为木板年画国家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他见的官员多，艺术家多，拾穗者多。见谁谁都问，“我是去年冬天，拜访过您的某某”，“我们请过您刻骨过米公祠的”，似乎都是熟人，惹得老爷子恍惚记得，像小鸡啄白米，一个劲儿的点头。

一众人，见到他和他住的巷子，一番游览，总啧啧称道，“一刀镌刻子午线，七彩染成乾坤图”。说他住的巷口，有一个通惠渠，渠上有桥，仿佛比苏州的枫桥还厉害。其实，巷口根本没有桥，更没有渠，有人仍在捌弯处，立一石碑写道：通惠渠遗址。这通惠渠是清代光化县城的护城河，能沾上皇家的“贵气”。社区叫拦马河社区，说明末有老农拦住了李自成的军马，救了一方百姓。有人敲破锣说，化城门外过去有个骡马行，谐音叫成拦马河。不管过去有没有，现在就有了。这里，是一个文化宝地。

我佩服有些人的造神能力。

第一次见陈义文，是一帮文人朋友叫去的。看过一部电视片，二楼一间会议室，挤满熙熙攘攘的人，白发老者、壮年汉子、窈窕淑女，都发出了重拾夜明珠般的庆幸。因为小时候，我家也贴门神，没有觉得它特别之处。不大一会，下楼，去看陈义文老宅。与会议室约有五十米，一群人，人挤人人挨人，我没有机会进屋，也没有见到陈义文。只见到了一副副年画镶在墙上，“一团和气”“麒麟送子”“百年好合”，门口一窝竹子，倒显得有些韵味。

一个夏天，在镇上任职的一个学生，给我送来几件年画的文化衫，我才知道，他们正把年画产业化，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我觉得，若打造年画一条街、一个村、一座城，发展特色旅游，让人气聚起来，把年画变成馈赠的礼品，不失是一个好路子。后来，我听说，陈义文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不是神人，爱喝点小酒，听点小戏。祖上人老三代都是刻制年画的，这年月卖年画不吃香了。老爷子看淡风云，什么产业不产业，过得悠哉乐哉。

洪斌是陈义文的孙子，上过厂班，开过餐馆，在友谊路开一家装裱店。我也住友谊路，与他两对门。他的媳妇陈丹见我，总要笑谈一番，说我像一个人。我问，像谁?她低头不语。如此，过了一些日子。我们熟识了，她才说，像她的姐夫，尤其是走路的姿势。哎呀，我白捡到一个亲戚，还是年画的传承人。

一日，洪斌说，奇了怪。我问，怎么回事?他说，爷爷家门口，长了一棵木瓜树，与原来院子里伐的一棵一模一样。在老家河南社旗，也有一棵。我说，这是你们家年画手艺的传承，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由于好奇，他骑摩托车驮我去看木瓜树。一路北上，去到那通惠渠的巷子里。年画工作室，已修葺一新。门口，除了窝竹，还有几株柿树。洪斌指着柿树中的一棵说，看！不知啥时候发了一棵种子，竟长了两米高，树腰分叉。又上楼，找到伐掉的木瓜，也是树腰分叉。我说，这可能是基因的缘故。

这一次，我见到了陈义文，不背不聋。他虽已上了年纪，但精神矍铄，一双剑眉，像刻在年画里的人。老人热情让座，我点头致意。一番寒暄，我发现，在案上，竟写有一条一条一指宽的毛笔字，“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你爷爷除了刻板，还写字呢，我问洪斌。洪斌说，这是他雕刻《朱子家训》写的，六百三十四个字，是他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这个老爷子，真还有个韧劲，朱红的底板，满满一墙的字，让人看到耄耋老人对子孙一腔的厚爱。我说，爷爷是个真性情的人，洪斌笑着应承。

过了两个月，在太平街的大宅门，拍《中国影像志》，我又见到陈义文。花白着头发，穿矮领唐装，手攥一个麻色手提袋，竟是骑着人力三轮来的。几位女画家，赶紧上前搀扶，走过一座小拱桥，在一张方桌前从定。师徒几人，研墨铺纸，又一次描画着他的人生。

这副画，就像他的印章一样，苍劲有力，是唯一的。

何乐

人，无论怎样被温暖，总会挂念一个失去温暖的人。

我想起了何乐，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庞。他在公园门口，安营扎寨，一顶礼帽，一架电子琴，一个马扎，是何乐所有的行头。

他不打把式，不卖艺，恍若一个活在旧时代的人。

他高高直直的脊背，匆匆不羁的步子，沉默无耐无助的表情，靠卖歌页过活，就像一个历史的符号，吹奏着老街的酸甜苦辣。

襄阳的郑浩先生，有一篇文章《何乐》颇为经典。他写何乐拉板车，是这样描述：身穿对襟汗褂，肩披蓝布战带，淌胸露怀，弯腰勾背，曳着小山一样的板车，一步一点头，艰难地拖动车轱辘。纤绳深深地勒进肉里，汗水顺着头发流到胡子上，凝成污浊的汗珠，晃晃荡荡，满脸都是。遇到上坡，别人拉的板车总有人推一把，可他属于“五类分子”，众人见他像见瘟神，躲避都来不及，无人敢帮他。

文化人毕竟是文化人，即便是拉板车也拉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挣了几个钱后，何乐买了一头毛驴，套在车把前，帮他曳梢，省了他不少力气。出车前，他把乐器放在板车底板下筐里。空车回程时，他让毛驴驾辕，自己从板车下掏出乐器，站立板车上，号间一响，尽是世界名曲。

郑浩说，名人大凡分两类，一类是好人，一类是坏人。不管好人坏人，基本都是有些本事的人。何乐属于哪一类，实在不好说，时代不同，标准不同。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准衡量，何乐肯定不属于第一类。

因为何乐的父亲何风藻，年青时在上海从事证券生意，后来回到老河口任春大公司老板，与其爷爷一样经营煤油、香烟生意。母亲徐文兰，亦出身于富贵人家，外祖父徐耀先，曾任商会会长，舅舅徐慎升，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来定居加拿大。

爷爷何瑞芝70岁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面对急风暴雨的斗争浪潮，自己被自己的“历史问题”吓死了。划定成份后，父亲何风藻则成为四类分子，从此资产散尽，生活陷入困境。昔日名燥古镇的大老板，沦为卖茶叶蛋的小商贩。

何乐，不出意外地当了一回历史反革命和右派。街市的纷扰，没有人同情他是什么南京国立剧专毕业，参加过解放军，是中南军区政治部乐团演奏员。他的家庭出生和不合时宜的言论，成了一把枷锁，不可避免地罩在头上。很自然，被遣送沙洋农场劳动改造。

1962年，何乐回到老河口，像不少有同样背景的人们一样，干起了拉板车的行当。从孟楼空车回城，他让毛驴拉车，自己就坐在板车上，悠闲地吹着心爱的萨克斯，时而悠扬潇洒，时而低婉回环，褪去一身疲乏。

一日，郑浩在街上遇上何乐，问他：他们没给你个结论？何乐说：有啊。他们说，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人生无常，我赞成他与自己和解的态度。

我与何乐的交际，缘于他出书《老河口老码头老故事》，没有印刷费。我就厚着脸皮找几个朋友，帮了他一把。当然，他是不认识我的。一日，我路过他的摊点，见他散列着几本书，依旧就买了一本，二十八元。钱货两清，正要离开的时候，何乐提出要签字。我乐，他也乐。他笑着说，“以后，何乐两个字，你就见不到了。”拿过书，何乐签的是英文，“hele,2015.10.2”。何乐嗓门大，没事就喜欢与故交打电话。某日，他致电谐翁，“守成呀，你知道蓝莓的土话叫啥吧？”谐翁不知，他哈哈大笑，“叫猫头脸哇。”

二O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何乐吃过午饭，一头歪在厕所里，悄然离去。在告别仪式上，谐翁让我说几句。有人说他是买办家庭，我没有听从。我静静地说，他是一个热爱文化的老人，勤俭一生，节约一生，舍不吃舍不得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想供孩子们多读书，巴望着儿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他的一双儿女哭了。

整整九十岁。何乐，其实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